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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历史】民国大师的课堂趣事多:有这样的老师何愁不喜欢听讲
作者:佚名    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14-8-17             ★★★   【字体:

王国维上课从不迟到早退,上完课就走,风雨无阻。有回,王国维讲《尚书》时,当堂告诉学生:“这个地方我不懂。”可当讲到他研究有素的问题时,他则说:“我的研究成果是无可争议的。”这种有一说一、认真求实的态度很让学生们佩服。


语言学家黄侃在北大任教时,每次授课讲到精彩要紧处,便戛然而止,说道:“这里有个秘密,仅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,我还不能讲,你们要我讲,得另外请我吃饭才行。”他平时只管讲课,从来不给学生布置作业。临到期末考试,他不肯看考试卷子,也不打分数。教务处不同意他这种做法,最后,黄侃被逼急了,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,“每人80分”。意思是,80分最合适,弄得教务处无可奈何,也就随他去了。


钱玄同每次上课,总先在课堂外等候,钟声一响,立即走上讲坛,用铅笔在点名簿上一“竖”到底,也不细看学生们是否全到齐,就立即开讲,口讲指画,滔滔不绝,而且从不带书本,也从不考试,每学期批定成绩时,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,60分、61分……如果学生有40人,最后一个就得100分,40人以上,就重新从60分开始。


“哈佛三杰”之一的吴宓教学极其认真,每堂课必早到教室10分钟,擦好黑板,做好上课的准备,从不缺课,也从不早退。给学生修改文章时,用毛笔蘸红墨水写,字迹工整,涂改一字,必涂四方满格,免被误认。他对女学生百般呵护,在西南联大讲红楼梦研究课时,他见有些女生没有椅子坐站着听,他停止讲课,马上从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,等女学生坐好,才开始讲课,足见他的绅士风度。


文史大师刘文典去教室讲课前,先由校役带一壶茶,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。讲到得意处,他一边吸旱烟,一边解说文章精义,下课铃响也不理会。讲《月赋》时,他选择明月当空的氛围下,摆一圈坐椅,自己坐在中间对着一轮皓月“颂明月之章”,形象生动,令学生们沉醉其中。


金岳霖教授上课时要提问,学生太多不可能都叫得上名字,于是,他就叫道:“今天,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。”于是,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有些紧张,又有些兴奋。因为,能够流利地回答出金教授的提问是件很出风头的事。


叶公超教课一上来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,到了一定段落,他便大喝一声:“停!”然后问大家有问题没有,如果没有,就让学生继续读。后来,学生们摸出了规律,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,否则就往后坐。


西南联大王浩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时说:教师之间,学生之间,师生之间,不论年资和地位,可以说谁也不怕谁。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,相互间会有不快,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,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。例如在课堂上,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,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。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,遂当堂宣布:近几个星期以来,讲得都不对,以后重讲。教师与学生相处,亲如朋友,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。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,不伤感情,而且往往彼此讨论,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。


梁启超不会讲北京话,变法时光绪本要委以重任,但听不懂粤语,梁启超仅被赐六品顶戴,被分配去承办译书局的事务。名噪一时的宣传家竟遭至这等冷落,皆因语言隔阂。此外,梁的口才也不好,他在清华上课,走上讲台,打开讲义,眼光向下面一扫,然后简短的开场白:“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。”接着眼睛向上一翻,轻轻点点头:“可是也有一点喽!”谦逊中又带着自负。尽管梁实秋等人对老师不吝赞美之词,“先生讲到紧要处,便成为表演,手舞足蹈,情不自已,有时掩面,有时顿足,有时狂笑,有时叹息;讲到欢乐处,则大笑,声震屋梁;讲到悲伤处,则痛哭,涕泗滂沱。”但设想一下,非广东籍的学生听他的课会是怎样吃力?


其实也有一些大师,拙于讲课。这恰如司马相如,笔头硬,更口吃,据说他自己不能读自己的《子虚赋》,不然:楚…楚…楚使…子…子…虚…虚…虚…虚…,孩子们肯定尿裤子了。


国学大师王国维“拙于言词,尤其不善于讲书”。黄侃先生的学问好,但讲课总跑题,课堂上三分之二的时间骂人,三分之一谈学问,放在今天真要待岗。


梁漱溟讲印度哲学概论、大成唯实论、东西文化等课,见解甚多,却不善言辞,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时,急得用手触壁或敲头深思。周作人一口浙江口音,上讲台常常手足无措,许久才站定,然后把双手插入棉袍兜里慢慢讲来。冰心晚年曾回忆:“我在燕大末一年,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,他很木讷,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,上课时打开书包,也不看学生,小心地讲他的,不像别的老师,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。”


明清史专家孟森讲课出奇沉闷,从来不向台下看,照本宣读;下课时,讲义合上,转身走去,依然不向台下看。


朱自清一讲课就脸红,说话结巴,不管天气是否炎热,都会流汗,西南联大时期,他专门开设了研究春秋战国时代游说家之辞的“文辞研究”课,选修的只有两个学生。


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第一次授课,慕名前来的学生太多,他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,讲堂上呆站十分钟后,才径自念起讲稿来。结果,十分钟便“讲”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,然后望着大家又陷入沉默,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道:“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,人很多,我害怕了。”学生因此大笑不已。汪曾祺回忆,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课时也没多大提高,没有讲义,讲起来毫无系统,多是类似于聊天的即兴漫谈,经常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作业讲一些问题。他讲课的声音很低,湘西口音很重,因此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,往往不知所云。


鲁迅上课,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。赞扬者称他以见解犀利见长,往往令人豁然开朗。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北大国文系兼课,不少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。但上世纪30年代,也有人攻击鲁迅,说“鲁迅很喜欢演说,只是有些口吃,并且是南腔北调……”,鲁迅回应:“真的,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,不会打响亮的京腔。不入调,不入流,实在是南腔北调”,他只反驳了“南腔北调”,不提口吃,也就表示默认了。


钱穆执教小学时,这样教小学生写作文:口中如何说,笔下就如何写。有一天,他把一篇《今天的午饭》抄到黑板上当范文:"今天午饭,吃红烧肉,味道很好,可惜咸了些。"通过这篇作文,钱穆告诉学生,说话、作文要有曲折,有回味的余地,就像这篇作文最后一句"可惜咸了些"。


陶行知注重"启发式"教育,一次他到武汉大学演讲,一上台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。他按着鸡头让鸡吃米,鸡死活不吃;后来他松开手,让鸡自己呆在那里,鸡却开始低头吃米。陶行知就此解释道:"教育如同喂鸡,强迫是不行的,只有让他发挥主观能动性效果会更好一些。"


大师们的教学方式各有千秋,从中也彰显着各自的性格与教学态度。


编辑:学君  来源:历史每天学一点

 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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